费绍尔:须创造安全环境 协助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个人


2026年6月24日 19:12 / 联合早报

内部安全局星期三(6月24日)下午发文告说,有两名本地男子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影响而自我激进化,一人被内安局拘留,另一人则接到限制令。 (示意图)

无论来自什么背景,任何人都有可能走向自我激进化。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强调,新加坡必须创造安全的环境,去协助那些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个人。

内部安全局星期三(6月24日)下午发文告说,有两名本地男子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影响而自我激进化,一人被内安局拘留,另一人则接到限制令。这两人是2023年10月以巴冲突升级以来,第七和第八名因相关局势而被当局援引《内部安全法令》处置的新加坡人。

费绍尔同日在脸书发文指出,涉及这两起案件的新加坡人,都被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而自我激进化,突显了自我激进化的危害。

他说,接到限制令的19岁青年赛鲁斯(Cyrus Dzulqarnain Al-Shahriar),最初只是想多了解回教。这本应是值得称赞的追求。但随着他深入浏览网络论坛和社媒群组,赛鲁斯受到宣扬暴力、仇恨和厌恶女性的亲哈马斯及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影响,最终越来越激进。

被拘留的30岁男子塔米兹(Tarmizi bin Mohd Taha)同样受亲哈马斯思想影响,还准备在国外和本地展开武装暴力行动。

费绍尔说:“所有人都可能走向激进化,无论背景如何。作为一个社区,我们必须创造安全且给予支持的背景,让那些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个别人士,能及时得到帮助与支持。”

费绍尔也吁请所有新加坡人保持警惕,并向内安局举报任何可疑活动。“让我们携手合作,为所有人打造更安全、更坚韧的新加坡。”

个人化“综合暴力极端主义”更难应付

针对“综合暴力极端主义”(Composite Violent Extremism,简称CoVE)再一次导致本地青年自我激进化,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玛(Kumar Ramakrishna)教授受访时指出,这个“杂烩式”(salad bar)激进化概念早在2021年就由美国学者提出,它指的是个别人士从不同极端意识形态中,拼凑出一套混合信仰体系。

他说:“这类激进化趋势近年来已在全球逐渐浮现,如今也在高度依赖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新加坡社会中出现,并不令人意外。”

古玛指出,社交媒体是推动这类趋势的重要因素,对青少年影响尤其显著。“年轻人可以通过WhatsApp、Telegram和Signal等平台,轻易接触各种极端思想,再形成高度个人化的综合信仰体系。”

他认为,与传统上以单一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激进化路径相比,CoVE更复杂,也更难以预测。

古玛解释,传统极端组织通常拥有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宣言,例如卡伊达曾发布手册,研究人员可分析偏离主流宗教的内容,再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。

“但面对CoVE,一个人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想影响,缺乏连贯框架,要识别与应对更具挑战。”

不过他指出,不论具体意识形态是什么,当局仍可通过从个人在网上的言论中察觉激进化迹象,尤其是涉及煽动针对特定群体的暴力内容,或呼吁他人采取暴力行动。

费绍尔:须创造安全环境 协助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个人

2026年6月24日 19:12 / 联合早报

内部安全局星期三(6月24日)下午发文告说,有两名本地男子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影响而自我激进化,一人被内安局拘留,另一人则接到限制令。 (示意图)

无论来自什么背景,任何人都有可能走向自我激进化。主管回教事务代部长兼内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费绍尔副教授强调,新加坡必须创造安全的环境,去协助那些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个人。

内部安全局星期三(6月24日)下午发文告说,有两名本地男子受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影响而自我激进化,一人被内安局拘留,另一人则接到限制令。这两人是2023年10月以巴冲突升级以来,第七和第八名因相关局势而被当局援引《内部安全法令》处置的新加坡人。

费绍尔同日在脸书发文指出,涉及这两起案件的新加坡人,都被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而自我激进化,突显了自我激进化的危害。

他说,接到限制令的19岁青年赛鲁斯(Cyrus Dzulqarnain Al-Shahriar),最初只是想多了解回教。这本应是值得称赞的追求。但随着他深入浏览网络论坛和社媒群组,赛鲁斯受到宣扬暴力、仇恨和厌恶女性的亲哈马斯及其他各种极端思想的影响,最终越来越激进。

被拘留的30岁男子塔米兹(Tarmizi bin Mohd Taha)同样受亲哈马斯思想影响,还准备在国外和本地展开武装暴力行动。

费绍尔说:“所有人都可能走向激进化,无论背景如何。作为一个社区,我们必须创造安全且给予支持的背景,让那些在激进化边缘挣扎的个别人士,能及时得到帮助与支持。”

费绍尔也吁请所有新加坡人保持警惕,并向内安局举报任何可疑活动。“让我们携手合作,为所有人打造更安全、更坚韧的新加坡。”

个人化“综合暴力极端主义”更难应付

针对“综合暴力极端主义”(Composite Violent Extremism,简称CoVE)再一次导致本地青年自我激进化,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院长古玛(Kumar Ramakrishna)教授受访时指出,这个“杂烩式”(salad bar)激进化概念早在2021年就由美国学者提出,它指的是个别人士从不同极端意识形态中,拼凑出一套混合信仰体系。

他说:“这类激进化趋势近年来已在全球逐渐浮现,如今也在高度依赖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新加坡社会中出现,并不令人意外。”

古玛指出,社交媒体是推动这类趋势的重要因素,对青少年影响尤其显著。“年轻人可以通过WhatsApp、Telegram和Signal等平台,轻易接触各种极端思想,再形成高度个人化的综合信仰体系。”

他认为,与传统上以单一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激进化路径相比,CoVE更复杂,也更难以预测。

古玛解释,传统极端组织通常拥有相对完整的意识形态和宣言,例如卡伊达曾发布手册,研究人员可分析偏离主流宗教的内容,再制定相应的反制策略。

“但面对CoVE,一个人往往同时受到多种思想影响,缺乏连贯框架,要识别与应对更具挑战。”

不过他指出,不论具体意识形态是什么,当局仍可通过从个人在网上的言论中察觉激进化迹象,尤其是涉及煽动针对特定群体的暴力内容,或呼吁他人采取暴力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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